唐君毅持有类似的看法：孔、孟对周代之文化极其赞叹，孔、孟固未尝否认传统宗教中之天，而孔、孟之所谓仁，即原为天德而又自觉为人德者，此意今人盖多不能识。

后者更自觉的情形叫反思。同是尊经，经师以经典出自圣人，是道或正确的根源，而新儒家则以为经典的正确，是应该或能够证明的。

孟琢则说：对做中国哲学而言，如何把握中国人独具特色的、根基性的思想单元，恐怕是一个根本挑战。但对待哲学史，也存在非哲学方式的问题。这种图式中没有唯一的中心。如果越过分层，用大概念直接解释具体事物，那无异于指着一个苹果或者茶杯，告诉人家这叫做存在。看与观都是视觉行为，但看最多变成看法，观则演化为观点、观念以至世界观。

有意思的是，针对这个问题，这次的评论刚好呈现类似的对比。因此，所有的知识，都需要概念来形成。[4] 见《传习录上》，阳明先生答希渊问。

人化物也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由此，才可以人人各安其职，各尽其能。举德而任，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，揭示了善政应当遵循的两大原则：一是能发明良知，也就是顺应天理良知，唯德是举。[2] 见《传习录中》 [3] 见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传文何休注。

[6] 见《论语·尧曰第二十》。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以来一脉相承，千万年坚守不易。

孔子曰：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良知之教与良知政治思想合驱并行，则尧舜王道之治可期。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，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，莫自知所谓。

而通过教化，恢复唐虞三代之善政，使得人人生活于性分之所固有，便是阳明先生的政治理想。夔司其乐，而不耻于不明礼，视夷之通礼，即己之通礼也。而才能之异，或有长于礼乐、长于政教、长于水土之播植者，则就其成德，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。进入专题： 王阳明 良知 。

父子有亲，是人之所以为人之义。闻见之博，适以肆其辨也。

对于有才能之人，举德而任，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，那么能人便不至于驰逐于功利之中，而陷溺于物化之地。才力深的，可以出而各效其能，以济天下。

人被物转，便会生出许多意见来，被意见牵着走，而失却由良知自然发用的生活。[3]这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。这其实就是蒋先生以政治儒学保证心性儒学之说的先声，所谓先圣后圣，若合符节。良知泯失，则良治善政亦不可得，于是人人生而自危，难免于向利而生。良知，正是一身的主宰，主宰不明，那么所接触应对的事事物物，就不可能得正。二是克用才能，使有才能之人可以终身居其职而不易。

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生活，如果一家需要盖房子，那么同村会做土坯的就会带着他的石锤来帮捣土坯，会砌墻的就会带着他的瓦刀来帮砌墻，会木工的就会带着他的刨子锯子来帮做梁柱门窗，其他没有手艺的就过来帮搬的搬、挑的挑，总之就是各人都可以自然贡献其所擅长的才能手艺，当成自己家的事来做，这就是感触神应，有不言而喻之妙。此种焦虑，吾名之曰‘历史文化之焦虑。

如果一个社会，悖其道而行之，着力于人所不同者，而无视于人所同者，那么这样的社会，短期内或许可以靠强力维系，必然不可能长久。长幼有序，然后才有緜緜瓜瓞[8]，使得仁之流行至于久远成为可能，这是智之义方。

而其节目，则舜之命契，所谓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五者而已。至于禽兽，父子不相识，安在乎仁？因此，父子有亲之义，正是天理流行于人之根本。

[6]孔门亦以允执厥中行教，《中庸》云：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对良知之学持怀疑态度的，大多误以为良知之学重内而遗外，对此阳明先生多有反覆辨明，良知之学即内即外，心物一体，无内外之分，体物而不可遗。拔本塞源论是阳明先生《答顾东桥书[2]》的最后一部分内容。中就是天理良知，允执厥中就是诚允以行，不失天理，一切作为皆自良知发出，而不是起意妄作、随意逐物。

若心体同然之良知不明于世，那么再沧海桑田，君权换了民权，只是风景不同罢了。要做到如此，只有致良知，行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于天下。

而坚守此理想而不移的，正在于对良知的切身体悟而深信不移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：所谓圣贤大学问，一定是能将生死焦虑与历史文化焦虑以‘中和之道解决之的学问。

[14]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：阳明先生至龙场，时瑾憾末已，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，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云云。然而霸道之所以能维持，在于其一方面假行仁义以惑众，窃取先王之近似者，假之于外，一方面假借民心以成己之私，屡行小惠以博取民众的拥护。

如果以道为标准来划分历史时代，那么尧舜是帝道时代，夏商周是王道时代，三代以后秦汉以降是霸道时代。只有建立在良知之上的政治，才可以征服一切野蛮。圣王政教的根本，就是允执厥中。尧、舜、禹以允执厥中相授受，《论语》所记载的大同小异：尧曰：‘咨。

这，便是阳明先生毕生致力于扭转的谬见俚俗。盖其为心，良欲以挽回先王之道。

圣学既远，霸术之传积渍已深，虽在贤知，皆不免习染。圣人有忧之，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，使之皆有以克其私，去其蔽，以复其心体之同然。

[12] 見《孟子·離婁下》。王道之下，人人由良知而行。